《连山》《归藏》《易经》产生的年代与作者？

一、《归藏》易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坤乾》的关系 　 记载了不同于《周易》的易占书《归藏》的权威文献是《周礼》。《周礼·春官宗伯》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有六十有四”。这就是说：《连山》、《归藏》、《周易》是三种不同的占筮方法，它们的共性在于：三者都是由8个经卦重叠出的64个别卦组成的。迄止三国时，人们对《连山》、《归藏》有确凿证据的了解，仅仅如此而矣。至于流传的《连》、《归》用七、八，以不变为占等，不过是后人依据《左传》、《国语》中的“遇艮之八”、“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筮例而作出的一种推测，至于汉人称《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黄帝易，更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揣度，于史无据。排除了南宋王应麟误将他人注语“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当作《山海经》正文辑入类书《玉海》而不能计外，《周礼》也是最早记载《归藏》的文献。大家知道《周礼》是西汉时晚出的古文经，它出自战国至秦时吸取了法家、阴阳五行家思想追求“大一统”的儒者之手。因此其所称引的《归藏》必出现在先秦时。《礼记·礼运》篇引用了一段孔子的话：“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吾以是观之。”句中的“坤乾”绝非乾坤一词的倒置，也不能等同于“阴阳”，而是指以坤卦、乾卦为代表的卦书。孔子是说：“我为了考察殷代制度，所以去了宋国（殷人后裔所立国），但找不到足够的根据，只得到了殷代流传下来的《坤乾》卦书。”殷代的卦占之法可由此书得知。 　 春秋时孔子所得《坤乾》卦书是否就是《周礼》所称的《归藏》呢？史无明文言之。但按：（一）孔子由《坤乾》以观殷之道，可知该书所传承的卦占法历史悠久，当为宋人的祖宗殷人发明；（二）二者先后都流传于中原地区，看来春秋时宋国流行的《坤乾》与战国时《周礼》所称的《归藏》当有渊源关系，按照传统音韵学来分析，“归藏”很明显是“坤乾”的音转，所以前者很可能是后者的祖本。 　 二、西汉人不知有《归藏》，东汉人因《周礼》才知“三易”与《归藏》之名 　 西汉刘向、歆父子曾奉诏对朝廷所藏图书进行过一次全面地清查校理，在此基础上刘歆于哀帝时（仅距王莽代汉10年左右）编著出了朝廷藏书目录《七略》，除了未曾献上的民间藏书、朝廷的法律规范之文书、编目后才入藏之新书这三种情况外，西汉朝廷藏书，《七略》网罗殆尽。此书虽不存，但东汉班固以其为底本，作了少量增补和归类调整（班一一注明了）后，编写成《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此书至今完整无缺，成为后人考察西汉图书存亡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汉志》著录了《周易》等多种筮书、龟书、杂占书，却未收录《连山》、《归藏》；故后代学者普遍认为《连山》、《归藏》汉代已亡。当然也有人以《连山》、《归藏》虽未入录但西汉时民间尚存为辩。然而奇怪的是，西汉易学名家辈出、著作纷呈，却未见一人留下过一句所引《归藏》之文。笔者仔细清查过所能见到的各种汉代古籍和各种索引、引得，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西汉学者无一人称呼过《归藏》，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易”之名；东汉虽有少数学者如杜子春、桓谭、王充、郑玄等引称过《归藏》之名，却仍未能征引一句《归藏》之文，且能称《归藏》名者，都是古文经学者。下至三国末仍未见有一句《归藏》之语被人征引。这是何缘故呢？窃以为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周礼》一书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密切相关。 　 查《周礼》一书本名《周官》，据《汉书·景十三王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西汉河间献王以重金购得“先秦旧籍”《周官》古文经后，献给了朝廷。朝廷一直将其深藏于秘府，正如古文经大师马融在《周官传》中所言“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直到百余年后刘向、歆校书编目，《周官》才被《七略》著录，但除极少数可出入“中秘”者外，人们仍无从得见。直到王莽当政，《周官》才更名《周礼》、置博士授业，其内容才被公开。东汉初刘歆弟子杜子春，设私校传《周礼》之学，此后郑兴、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等竟相研习，其中多人为《周礼》作训诂，从而《周礼》才盛行于东汉古文经学派中。笔者认为：东汉人是因习古文经《周礼》而传“三易之说”和称引《归藏》之名的，西汉人无缘得睹《周礼》，故不知有《归藏》之名。可作为佐证的现象是：西汉人频繁征引《周易》及其《传》，通常只称“《易》曰”。假如当时《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行于世，他们怕不能把《周易》及其《传》文径呼为《易》了。 三、王充、郑玄、桓谭等东汉人见过《归藏》吗 　 如上述，东汉人因习《周礼》而知“三易”之说和《归藏》之名。杜子春称《归藏》名（见郑玄注《周礼·太卜》文），自在情理中。又如师从过古文经学者班彪的王充，曾在《论衡》书的《正说》、《谢短》两篇中，均提到《易》有三家和《连山》、《归藏》的归属问题。恰恰在这两篇中王充分别提到了《周礼》六典与《周官》之法，足见王充是据《周礼》言“三易”及《连山》、《归藏》的。然而郑玄在上举《礼记·礼运》篇引孔子言其之宋而得“坤乾”时注曰：“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乍看后一句，似可诠释为：殷代阴阳之书存在至今的有《归藏》。依此释，郑玄见过当时尚存的《归藏》易。其实，郑玄并未见过《归藏》，故他既不敢言《归藏》就是殷易《坤乾》，也不敢说《归藏》是由《坤乾》增删而成。他故意模糊其辞：用可包罗星象、龟筮、择日、形法、杂占等等在内的几乎与数术书同义的“阴阳之书”来把《坤乾》、《归藏》纳入同一类中。因此，郑注的后一句，似应诠释为：保存了《坤乾》那种殷代阴阳之义的书有《归藏》。由此看，郑玄只肯定了《归藏》对《坤乾》有继承关系，并不能说明当时有《归藏》存在。考虑到郑玄曾遍注《周易》与《易纬》，却未见引过一句《归藏》文。可见，“其书存者有《归藏》”，当以后一种诠释为当。 　 最使人诧异的是：两汉之际的学者桓谭之书《新论》中有这样三句话：“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其第一句话不过是照引《周礼》之文。但从第二句、第三句看，桓谭似乎仔细阅读过当时藏在兰台、太卜的《连山》易与《归藏》易。据《后汉书》中的《桓谭传》与《王莽传》记载：谭在西汉“哀平间位不过郎”，王莽居摄和新莽时，他先后升迁为谏大夫和掌乐大夫（相当于西汉太乐令）。入东汉后，由于桓谭批评、反对当时朝野盛行的神学图谶说，故而仕途坎坷，不断碰壁，只做过“议郎”、“六安郡丞”之类的小官，最后被贬出京。在东汉时，他根本没有入兰台、太卜查阅国家藏书的资格。他能入兰台、太卜，当在王莽朝任掌乐大夫时。因为太史、太卜、掌乐大夫（太乐令）同为太常（主管文化礼仪、教育的长官，相当于后世的礼部尚书）属官，兰台藏书正归太史所管。近水楼台不难得月。故《新论》所言兰台、太卜藏易书之事，必在西京之时。然而在此约十年前，刘歆校书编目，太史令尹咸分校数术书。兰台、太卜之藏书正在其列。若此二处藏有《连山》、《归藏》，刘歆、尹咸作为校书当事人岂有不知之理？《七略》及其改编本《汉志》焉能不载？笔者一点也不怀疑桓谭会凭空编造，谭是一个有气节的学者，其言之凿凿，又不象“戏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只能作如下解释：《连》、《归》究竟有何内容，当时大家都不得而知。谭又笃信新问世的古经《周礼》的“三易”之说。于是他便把当时兰台、太卜所藏的一种有8万字、一种有4300字的、皆是以64卦为载体的非《周易》的筮书——例如，录入《汉志·数术略·蓍龟类》中的《大衍筮》、《大次杂易》或录入《六艺略·易类》中的《古杂》80篇中的某些篇章——推定其为《连山》《归藏》而与刘歆相异。这种做 符合其本传所说，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的学术个性。况且上引的三句话，均出自《新论·正经》篇。所谓“正经”，即订正经书也。据此篇名即可见谭必认为当时列为官学的“经书”也有误漏之处，需要订正。当时《周易》两篇，另有七种共十篇《传》均被尊之为经，而这与《周礼》之“三易”说并不相符。于是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而补全“三易”之数，这是一项重大的“正经”工作，谭是完全有可能这么做的。可惜，桓子《新论》除个别章、句外，全书早在五代时就已亡佚了，我们无从得知其认定《连山》、《归藏》之理由了。然而《汉志》的作者班固，则应该非常理解和熟悉桓子《新论》的。据桓谭本传记载，班固曾奉章帝诏续补过《新论》。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并撰《汉书》，他至少对汉代兰台太卜是否收藏过《连山》、《归藏》是了解的。然而班固宁可“三易”缺二，也不在其所著《汉志》中补入谭所指的《连山》与《归藏》易。可见，汉兰台太卜藏有《连山》《归藏》之说，只是桓谭个人标新立异之见，是不足为据的。

《连山》《归藏》《易经》是我国古代三易。前两易失传。基本都成书在上古时期。作者不详。

《连山》是夏代的易学，由艮卦开始，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归藏》是殷代的易学，由坤卦开始，象征“万物莫不，归藏其中”《周易》是周代的易学，有乾、坤二卦开始，象征“天地之间，天人之际”《连山》《归藏》已经失传，今天的易经就是周易。

夏《连山》，商《归藏》，周《易经》,作者不详

1、《易经》产生的年代：
　　关于《易经》的产生年代，目前说法不一，据学者们考证，应该是五千年前，也有人说是七千年前，而成书的年代则是在商末周初。
《易经》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
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易”字，已具备了日月交替的意思和初形。从汉字进化的轨迹看，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反映了这一嬗变。从古代传说，伏羲氏以太阳纪日；女蜗氏以月亮纪日；黄帝取星象于4方；尧舜建辰于天极来看，这些都是古代先民“法天取象”，对天体天象最原始的崇拜、观察与究考。所以，8卦与易象的出现，很可能与远古先民对天象知识的特别关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