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哪一段是关于古代政治思想的？

“时”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在《易传》中多次出现，是《周易》的重要思想观点和文化内涵。

二千多年来，学界诸子奉《周易》为群经之首。北宋胡瑗评价《周易》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周易口义·系辞上》)。《周易》能得以这样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中蕴含的“时”的思想，程颐曾说过“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 《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五》)。孔子继承了《周易》中“时”思想，并将其发展为儒家基本哲学思想。本文以乾卦为例浅析《易》中“时”的思想，兼谈孔子的继承，以益于对《易》和孔子思想研究。

“时”作为字只在《周易?归妹》九四爻中出现过，爻辞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这里“时”单纯表示“日期”的意思。“时”在《周易》以字的形式出现极少，它更多的以与“时”具有实际关联的思想内容形式出现。《周易》中的“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两类“时”的观念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一类是对自然界中季节变化、时间流转的描述，如：“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观天地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卦·彖传》)等，这一类“时”都是对自然界的变动规律性的归纳总结，故可以解释为时间、时辰等。表示自然时序的“时”是得之于对自然的观察，即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贲卦·彖传》)。这里主要强调“天文”二字，古人对于四季变迁的观念就来自于对天之“文”，即云霞、星相、雨雪等自然现象的直观感受。他们从感受中抽取了“时”的观念。

另一类“时”则是对社会活动的概括，如：“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传·第五章》)等，这里强调的是社会活动的规律性，可以解释为时势、时务等。这种“时”是古人将从自然中得出的“时”的规律性运用于到社会中，所谓“与四时合其序”，以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来看待社会变化，从而将“时”的观念由自然界扩展到人类社会。《周易》讲“时”谈“变”，人类社会运行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虽有所不同，但两者都遵循“变”，《周易》就是在对内在变化规律的把握上将“时”这一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乾卦》就很好的体现了古人将自然界中“时”的规律转换到人类社会中。

易经中的哲学思想
古代中国学者的哲学思考，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得到启发，哲学思辩能力也多数是在对易经的分析阐解和不同意见的争鸣中得到训练和提高。老子将易经的思想精华融入《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在经卦阴阳相抱三爻成卦的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起源图式，揭示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种种势力的对立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抱这一思想在易经还是一目了然的符号图，到了老子便有了种种具体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间流传后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命题莫过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物极则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易经是通过爻辞，对爻象在卦体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凶等结语加以反映的。而在老子这里，已经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一切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委曲总是由保全转化。屈枉总是向伸直转化，卑下总是向充盈转化，蔽旧总是向新奇转化，这种辫证思维方式，是老子观察世界的方法。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他运用这条物极则反原理，对世间万物进行着辩证概括，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又用这一条法则，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老子这些从易经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辩证思想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

孔子深得易经之道了，最显著者有二：一是关于正名这一政治主张，二是关于举一反三类推思想。在易经的推论规则中，有一条是关于阴阳爻与阴阳位是否一致的“当位律”。这一条思维规律要求在自然递进推演时，每一爻的阴、阳性质必须与所在位置的阴阳属性进行对照，一般而言，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即“当位”表示此爻所象符合（顺）事物发展规律，倘若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则不当位，即此爻不符合（逆）事物发展规律，孔子把这一条推演规律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正名”学说。在他看来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应当如同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那样当位才能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局面稳定，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产生不当位思想，孔子这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广。

被考定成于战国中期的“周易大传”，是当时学者在总结前人认知易经的成果基础上，对易经卦爻符号体系及卦爻辞所作的一整套注释和阐解，其中既有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大家的思辩成果，也有更多古代优秀哲学家的思辩结晶，正是他们使易经这部古典在哲学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处。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所有学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经影响。之后的古代哲学发展每个重要时期，易经思想都充当着轴心角色。到了唐代，易经不仅受到学者重视，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如唐太宗的青睐，钦命孔子后裔孔颖达博采众长主编《周易正义》，推动了以易经研究为中心的哲学研究的开展，因此之后不少学者纷纷自注易经。

宋代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对易经都有很深的造诣，邵雍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译，构造了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创立了被称为“先天学”的理学象数学派；周敦颐根据“易传”和道家思想指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太极图说》；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深入探讨，认为易经的核心是讲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将哲学研究和易经研究更进一步，提出“实道而器虚”的命题，明确指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一般原理存于具体事物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固会其通杂和纯变和常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推理时即要推出情之所必至，也要推出势之所必反，即要存其通，即掌握一般的相通之理，又要存其变即因时、因地等不同条件而灵活推论。只有把握了这种相通之理，才能行于此而不碍于彼这易经所特有的思维方法，用以指导行为，必无往而不胜。

易经之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部古典著作所不可及的，这可能就是其列为群经之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