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术数，起到效果，真的是准确的有着科学依据的吗？

《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它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影响极为广泛深入的古代经典著作。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和探讨，曾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至多的精力。该书约在战国时期即被孔门弟子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汉代则被奉为儒家经典之首(因西汉武帝时曾设“五经博士”，专门讲论《易》、《书》、《诗》、《礼》、《春秋》五经);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周易》被列为“三玄”之一(即《老子》、《庄子》、《周易》);唐代修撰《五经正义》，《易》为首经;宋代注解《十三经》，《易》为第一经;元、明、清三代，《四书》、《五经》为钦定教材，《易》居“五经”之首;清代阮元编辑《十三经注疏》将《周易》排在第一位，清代乾隆时编纂大型的《四库全书》，同样将《周易》列为第一部经书。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周易》占据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可看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渊薮和先导。
　　《周易》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尊崇，是与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密不可分的，正如《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小序》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它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商周时期古人思想的真实反映。其中不仅包含古代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活内容，而且包含古人关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正因如此，历代学者面对这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曾为之孜孜以求、探赜索隐，作注解疑之书，可谓连篇累牍、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古代有关研究《周易》的著作，将近三千种，居各种经典著作之首。而研究《周易》也已成了一门丰富多彩的专门学问——易学。有人甚至将它称之为“经学中的经学，哲学中的哲学”。它对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清代著名学者皮锡瑞还大发感慨，谓“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经学通论》)。由此可见，研究《周易》的人最多，但真正将之融汇贯通的人则少之又少。这也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易》道的确广大。而我们今天将之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课题，还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长进。
　　二、关于《周易》的经、传、学及象、数、理、占
　　学术界习惯上将《周易》分为经、传、学三方面来进行研究。所谓“经”，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也就是带有符号系统的《周易》古经;所谓“传”，指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解释《周易》古经为宗旨的十篇专论，古人曾称之为“十翼”，后人将之合称为“易传”或“易大传”;“学”则指汉代以来的学者对《周易》经和传所作的各种解释。这种分法比较符合《周易》的历史实际，也易于把握和研究。然而在学习和研究时一般人往往容易混淆，因为《周易》或《易经》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古 和“易传”。本来经与传是分开的，自西汉费直将“易传”的“文言传”附于乾、坤两卦之下，将“彖传”、“象传”分附于各卦之下，又将“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附于古 之后，遂成为后世的通行本，于是人们习惯上便将它们称之为《周易》或《易经》。狭义的《周易》或《易经》则专之古 而言，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事实上，经是经，传是传，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时必须分清经是源，而传和学只是流。若将源、流混为一谈，则既不利于对经的研究，也不利于对传的探讨。在本书中，我们一般所指的往往是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经与传两个方面，而在需要时则将经、传分开叙述。
　　所谓象、数、理、占，一般是针对易学研究史上的学术流派而言的。大致说来，象学派偏重于《周易》卦象的研究和探讨;数学派偏重于探讨《周易》中包含的数理与卦象之间的关系;理学派则主要致力于研究《周易》经传中包含的哲理;占筮派主张将易学研究用于社会生活实际。事实上，不论哪个学派都离不开研究《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以及它所包含的道理，因此，一般学者只将它们笼统地归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这种归类是适当的，因为不论从易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代学者研究的实际内容来看，他们的研究倾向往往或偏于象数，或偏于义理。况且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便不同，象数派从卦象和数理入手，最终的归结点往往趋向自然事理;义理派从卦象和卦爻辞入手，最终趋向社会与人生事理。因此，我们主张将象数和义理的研究作为重点，而把占筮派作为参考。因为占筮派的理论主张及其实际操作很容易将人们引向迷信的道路。当然，不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他们的研究都不可能离开占筮，因为《周易》本身就是以占筮的面目出现的，不了解其中的占筮原理就没有办法进入《周易》殿堂，也无法探究其中所包含的哲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占筮仅作为参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