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为什么深深触动了荣格

荣格在《易经》的影响下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同时性原理”，这是一种与因果律完全不同的普遍性联系。本文介绍了荣格的这一原理，依据《易传》的相关论述对其作了深入剖析，并进一步用“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道理，对同时性现象，包括占筮过程作了新的解释。文章认为，荣格在肯定《易经》科学价值的同时，正确地指出了《易经》所代表的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在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上的根本区别。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1875-1961)与《易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西方学者中，像荣格这样理解《易经》并深受其影响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荣格关于《易经》的论述，非常值得心理学和哲学工作者关注。 一、《易经》深深触动了荣格 荣格是瑞士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早年从教于苏黎士大学，并担任苏黎士大学神经病诊疗所的高级医生，对东方哲学与修炼极感兴趣。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东方思想不断对话的一生。荣格曾犀利批评当时的学院心理学，是过分强调理性因而束缚人们思想的唯理智主义。 荣格准确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帮助分不开。卫礼贤居留中国长达20年之久，深通中国古代哲学，还将《易经》译为德文，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德文译本。1920年荣格与卫礼贤相遇，成为学术至交。可以说，荣格最有原创性的一些观念，都与东方思想有关。荣格自己也承认，他的某些观点根本上源自东方思想的启蒙，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同时性原理”之于《易经》。荣格对他晚年才敢公然提倡的这项原理非常重视，因为如果同时性原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人类建构知识的基本设定——因果律，就要受到很大的挑战。荣格认为同时性原理除了可以从心理分析的案例中获得佐证外，主要是《易经》提供了最为完美的理论基础及程序运作。 荣格全面研索《易经》，开始于20世纪初的一个夏季，他决心要弄明白“《易经》中的答案是否真有意义”。当时，他被自己所见到的“惊人的巧合”迷住了：他发现答案有意义乃是常例。从1920年，荣格开始在治疗中采用《易经》中所描述的方法，疗效甚显。到1925年，荣格的非洲之行结束，他已经完全熟悉了《易经》，并对其富有意义的答案毫不怀疑了。关于如何占问《易经》和对所得答案如何评价，荣格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只是将三枚小铜板轻掷空中，然后它们掉下、滚动，最后静止不动，有时正面在上，有时反面在上。这种技巧初看似乎全无意义，但具有意义的反应却由此兴起，这种事实真是奥妙，这也是《易经》最杰出的成就”。[1]（第214-215页）荣格极高地赞誉《易经》：“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2]（第208页） 二、同时性原理与占筮 荣格对《易经》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心理状态下通过占筮得出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结论乃是常有的事，这与他多年的个人经验和临床所看到的情况——潜意识中浮现出的心理事件有时会以意味深长的方式与外部事件相巧合——正好吻合。所以，他认为正规的占筮活动可以将人的潜意识以象征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显示出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奇妙的对应性和平行性——这是一种与因果律完全不同的联系，荣格称之为“同时性原理”。荣格相信，在宇宙大化的漭漭过程中，因果联系不过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此外还有别的联系，例如，万物在连绵不断的时间之流中并排地进行着，其中有些东西在许多地方基本上同时出现，它们可能是思想、符号、心理状态、某个数字、某种物品……等等，尽管性质不同，形态不同，却有着相合和等价的意义。由于它们分属各自独立的不同的时间演进系列，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不可能发生因果性的联系，却有着巧合性的对应关系，荣格将这类现象称作“同步”或“相对的同时性”，认为这种现象受制于同时性原理。 为了说明“同时性”的确切涵义，荣格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那是他在为一位年轻的女患者治疗时发生的真实事情，荣格记述道：“她尽管做事想扣两端以执中，诸事求好，结果总是做不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她对事懂得太多了。她受的教育相当好，因此提供了她良好的武器，以完成此种目的——意即一种高度明亮洁净的笛卡儿式之理性主义，对于实在具有永无差忒的‘几何学’之概念。我曾数度尝试以更合理的态度，软化她的理性主义，结果证明无效之后，我不得不盼望某些不可预期而且非理性的事情会突然出现，如此方可粉碎她用以封闭自己的理智之蒸馏作用。某天，我恰好坐在她对面，背依窗户，聆听她不绝的陈述。前晚，她作了一场印象极为深刻的梦，梦中有人赠她一只金色的甲虫——一件很贵重的珠宝。当她正对我诉说其梦时，我听到背后有轻拍窗户的声音，我转过头来，发现窗外有只相当大的昆虫正在飞撞窗棂，试图进入这黝黑的房间。此事颇为怪异，我立即打开窗户，在昆虫飞进之际，从空中抓住了它，是种甲虫，或说是种普通的玫瑰金龟子，它那种黄绿的颜色与金色甲虫极为相肖，我将之交给我的患者，并附数语：‘这就是你的甲虫。’此一经验洞穿了她的理性主义，打碎了她理智抗拒的坚冰，如今治疗可持续下去，且成效显著。”[1]（第240-241页） 荣格将女患者梦中的珠宝赠品——金色甲虫与谈话过程偶然出现的活的“玫瑰金龟子”，视为有“同时性”关系的两个事物，并认为这类有意义的巧合事例数不胜数。它们各自演进而平行，在不同的场境、以不同的方式基本上同时出现，即：意味深长地“巧合”。 笔者依据自己的经验认为，荣格所说的共时性现象确实存在。如梦中遇到某位从未见过面的人，后来见面时发现那人果如梦中的模样。又如梦中考试的试题与第二天考场上的试题一般无二……等等。这一类的事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遇到，更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出现，但某些人关于这类事件的亲身感受也绝非杜撰或虚妄。 荣格认为，同时性现象不属于因果关系，“但他们之间必定存在着别的某种联系”。就是说，同时性现象的出现一定有它的根源和道理。对此，荣格没能给出周全的实证性的解释。事实上，这正是摆在当今科学和哲学面前的一项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首先是应当勇敢地、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类现象的存在。荣格正是这样做的：他长时期关注这类现象，并尽可能地给予理性的理解。他说：“藉着因果律，我们可以解释两相续事件间的联接关系；同时性却指出了在心灵与心理、物理事件间，时间与意义上都有平行的关系，科学知识至今为止，仍不能将其化约为一项共通的法则。同时性这个词语其实一无解释，它只陈述了有意义的巧合之兴起，就其本身而言，此种巧合之发生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既然如此不可能，我们最好设想它是立足于某种法则，或是奠基在经验世界的某些性质上面。然而在平行事件间，却发觉不到因果连接的痕迹，这正是它们所以具有概然性质的原因所在。在他们之间唯一可以认定，也唯一可以展示出来的环扣，乃是一种共同的意义，也就是一种等价的性质。古老的符应观即建立在这种联结的经验上面——此种理论在莱布尼兹提出‘预定和谐’之观念时，达到了高峰，但也在此暂告一段落，随后即为因果律所取代。同时性可说是从符应、感通、和谐等荒废的概念中，脱胎而成的现代词语。它并非奠基于哲学的设准上面，而是根据实在的经验和实验而来。同时性现象证实了在异质的、无因果关联的过程中，盈满意义的等价性质可同时呈现。换言之，它证实了观者所觉识到的内容，同时可由外在的事件展现出来，而其间并无因果的关联”[1]（第247-249页）。从荣格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世界上存在着的各种相对独立的系统，鉴于宇宙形成过程的统一性，先天决定了它们在功能结构和信息传递上有同步共振的关系，因而在这些不同的系统中，可能会有一些具等价意义的事件在平行运行。其中包括在人的潜意识（无意识）中，有可能出现一些意象、思想与外界发生的事件，或别人心中产生的意象、思想相吻合。然而这些并行的系统毕竟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没有因果联系，所以这种等价意义的平行关系只具有概然性质。 在荣格看来，在既有的西方哲学理念中，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似乎最有利于说明同时性现象。莱布尼兹认为，构成各种复合物的最后单位是真正单纯的存在，称“单子”。“单子”是精神性的存在，有“知觉”和“欲望”。每一单子都凭其“知觉”而能够反映整个宇宙，就像镜子照物一般。单子的知觉水平有高低，因而由单子构成的事物就分出等级。构成无机物的单子“知觉”模糊，水平最低。动物则具备有感觉的“灵魂”，人更有理性的“心灵”。最高的单子是上帝，上帝创造了其他所有的单子。依照莱布尼兹，单子之间相互独立，但由单子构成的事物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组成统一和谐的世界整体。上帝在创造单子时已事前规定，令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保持一致与同步。这就是所谓的“预定和谐”。 荣格揭示的同时性“巧合”现象与莱布尼兹的“预定和谐”观念相符合，而“人是小宇宙的想法”，也“反映了天地间有种预定的和谐”[1]（第248页）。所以在荣格看来，“预定和谐”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惜的是，在莱氏之后，人们只关注因果必然性，“预定和谐”则被冷落一旁。同时荣格也强调，他的“同时性”概念，“可说是从符应、感通、和谐等荒废的概念中，脱胎而成”，但是，它决非源于某种哲学的设定，而完全根据于实在的经验和实验。 现在，再回到《易经》。荣格认为《易经》的筮法与占问过程正是同时性现象的体现。尽管拈取蓍草或抛掷硬币以起卦的方法，纯属偶然，但是这并不妨碍所得卦爻的涵义，与起卦人主观所要了解的事件在性质上相契合。荣格说：同时性原理认为“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几率而已，它蕴涵更多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宏观的诸事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心理状态之间，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1]（第209页）。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察者如何通过“随机”起卦，却能使所起卦爻的涵义与自己主观所希望了解的客观情境相契合呢？荣格的回答是：“《易经》认为要使同时性原理有效的唯一法门，乃在于观察者要认定卦爻辞确实可以呈现他心灵的状态，因此，当他投掷硬币或者区分蓍草时，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1]（第210页）这就是说，观察者只有通过坚定诚信的心念来实现卦与事的契合，此乃“唯一法门”。

一、《易经》深深触动了荣格

荣格是瑞士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早年从教于苏黎士大学，并担任苏黎士大学神经病诊疗所的高级医生，对东方哲学与修炼极感兴趣。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东方思想不断对话的一生。荣格曾犀利批评当时的学院心理学，是过分强调理性因而束缚人们思想的唯理智主义。
荣格准确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帮助分不开。卫礼贤居留中国长达20年之久，深通中国古代哲学，还将《易经》译为德文，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德文译本。1920年荣格与卫礼贤相遇，成为学术至交。可以说，荣格最有原创性的一些观念，都与东方思想有关。荣格自己也承认，他的某些观点根本上源自东方思想的启蒙，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同时性原理”之于《易经》。荣格对他晚年才敢公然提倡的这项原理非常重视，因为如果同时性原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人类建构知识的基本设定——因果律，就要受到很大的挑战。荣格认为同时性原理除了可以从心理分析的案例中获得佐证外，主要是《易经》提供了最为完美的理论基础及程序运作。
荣格全面研索《易经》，开始于20世纪初的一个夏季，他决心要弄明白“《易经》中的答案是否真有意义”。当时，他被自己所见到的“惊人的巧合”迷住了：他发现答案有意义乃是常例。从1920年，荣格开始在治疗中采用《易经》中所描述的方法，疗效甚显。到1925年，荣格的非洲之行结束，他已经完全熟悉了《易经》，并对其富有意义的答案毫不怀疑了。关于如何占问《易经》和对所得答案如何评价，荣格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只是将三枚小铜板轻掷空中，然后它们掉下、滚动，最后静止不动，有时正面在上，有时反面在上。这种技巧初看似乎全无意义，但具有意义的反应却由此兴起，这种事实真是奥妙，这也是《易经》最杰出的成就”。[1]（第214-215页）荣格极高地赞誉《易经》：“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