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学的认识

星象学是“天文学之母”，曾经有一段长久的时日，它们是一体的。星象学是最精深的天文学。事实也是如此，也可以说：“顶尖的科学家多是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多是天文学家，而顶尖的天文学家，终将走入预测未来的星象学领域”。牛顿就是一个例子。星象学探讨天体对生物与无生物的作用，以及它们对天体影响力的反映，星象学在人类最早期的史料中即有记载。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班杜夫和星象学家史坦女士曾指出：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英国科学家牛顿，对星象学有浓厚的兴趣。一七二七年去世的牛顿曾在一份手稿中，畅谈星象学、个人神秘冥想体验及他对炼金术的研究心得。史坦女士并说：“我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科学和星象学并无衡突之处。”天文学是研究距离、光度、重量、速度、运动等等方面的科学，并用望远镜等仪器作为的观测的基础，因此被视为“客观”的科学。而星象学则被称为“主观”的科学。因此，星象盘的绘制，实际上是属于“天文学”的范畴：而对出生星象盘所作的判断或诠释则是属于“星象学”的过程。 星象学亦探讨星球间的角度以及其角度对人类的影象，“星座”是划分天象的一种方式，是以出生月日推算的；“宫位”则是加上出生地再作推算的。研究星象学一定要了解下列四项的意义和作用：“星座”是剧场，可当做“行动的领域”。“宫位”是舞台，可当做“行动发生的场所”。“行星”是演员，可当做“行动推展的力量”。“相位”是剧本，可当作“行动推展的正反力量”。“星象学”使我们知道，宇宙间有和谐平衡，每个人都是这个整体的一小份。因此，你应该把星象学和行星暗示感应看成是帮你了解自己和他人的一门学问。当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我们就会在自己身上发现新的特质，而使我们的生命更能发挥、更有意义且更有建设性。牛顿是一位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也是一位星象学家。他曾预言在他死后二十三年，也就是西元一七五○年的头三月内，会发生北极光风暴与伦敦大地震。结果正如他所说，在一七五○年的二月，发生北极光风暴，接着就是伦敦大大地震，加上时速答一百英里的强风，数千人因此而丧生。牛顿的依据是，那时将有日食，月亮在近地点，而且这时候木星也正好接近地球：由此他推论会引起地震以及大气层的活动。起初， 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人事星象学”，也就是“人文星象学”。西方所运用的星象学有两种。一种是“回归黄道系统星象学”，它提供行星在各星座中的位置。另一种为“恒星赤道系统星象学”，它提供星座群的位置。为了明白期间的差异，我们必须区分星座与星座群，两者有相似的名称，及易引起初学者的混淆。大约四千年前，在春分（春季第一天）的时候，太阳位于白羊座，当时并无此种区别：而到，由于岁差（Precession）与地轴的摇动（章动）的关系，太阳已由白羊座进入双鱼座。黄道星座乃是沿着一个我们称之为黄道的轨道，在太空中所作的划分。黄道是行星在天空中运行的路线，变成一条椭圆形的路线。此一圆圈有三百六十度，十二个星座各分别占据三十度。白羊座是第一个三十度区域的名字，春分从此处开始。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熟知天文学或“恒星系统”星象学的人，他们或许会坚持一些说法，认为太阳在白羊座的人，应该要改为双鱼座。这些说法，可能会使你信心因而动摇。事实上，你们双方都对。“恒星赤道系统星象学”(日心系统)与“回归黄道系统星象学”(地心系统)所依据的是不同的原理，两者皆有其效用。我们在本书所告诉读者的是“回归黄道系统星象学”。秘传的星象学钻研和“三心”，也就是和意识、无意识、超意识有关的星象学。这些是人类到达更文明的阶段，就会想进一步去分析的奥秘地方。从有历史历来，十二星座可以在世界各地无数的教堂和宗教文物中找到记载的资料；文化虽有消长变迁，但十二星座的原则，还是一直影响着人类。星象学的历史背景 一般人认为星象学是起源于古代的闪族、印欧或中国的河洛民族；星象学首先在巴比伦盛行，接着向东传到波斯、印度、中国；向西由希腊传到埃及、罗马和西班牙等地。星象学是探讨“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关系的科学；所谓“大宇宙”是指布满了星辰的天空或穹苍，“小宇宙”指人类和人类的活动。一般认为星辰是上帝或无形的自然力量和人类间的媒介，上帝借助星辰传达讯息给他的子民，星辰活动和地球上的动态都有着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天上的星星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的心理状态又影响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行为模式又造就了我们的命和运。天上的星星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是先天的，也就是无可改变的“命”；而我们的行为模式，就是我们后天的“运”。在中古时代，甚至更早以前，人们已经知道在一定的时间开始固定的活动。当时星象学的责任就是找出时间点。文献上记载，新的村镇在动土时，必须请星象学家选定黄道吉时。十三世纪时，意大利的星象学家波那提(Guido Bonati，圣芳济修会的修道士)，坚持教堂动土必须符合星象通则。更早的在西元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的圣基督教，所属的教堂里已有“天宫图”，这个教堂仍存在于伊斯坦堡。现代人所熟悉的个人星象学或“本命星盘”，在当时并不存在。早期的星象学指在预测整个团体的命运，从行星的位置上推算吉凶何时降临。十五、十六世纪时，星象学渐渐为人们所接受。教皇朱利安二世(Pope Julius II)请星象学家推算就职的黄道吉日；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每次开枢机主教会议时，都请星象学家推算吉时。教皇里欧十世(Pope Leo X)在罗马的教会大学里设立星象学科；巴杜(Padua)、波隆那(Bologna)、巴黎(Paris)的大学里也研究起星象学。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间的许多科学、艺术、建筑文献都脱离不了星象学，如果你想看懂这些文献，就必须具备星象背景。 到了启蒙时代，特别是在清教徒的信仰中，星辰不再被认为是上帝和人类间的媒介。在讲究理性的现代中，星辰和人间大事的关系更形模糊，因为人类找不到确实而且让人满意的答案。天文学家尤其不遗余力的贬斥星象学；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些重大的天文发现必须归功于星象学。 我们可以这么说：科学家是了不起的发明家及发现者，而顶尖的科学家多半是物理学家，而顶尖的物理学家多是天文学家，而顶尖的天文学家几乎都成为预言家，如牛顿及爱因斯坦等。而这些顶尖的天文学家所理解的“天命”，也仅是星象学家的初步而已。 因为星象学家或哲学家所谈的，是“先天不可改变”的七成部分，而科学家或天文学家所谈的，仅是“后天的人为可以改变”的三成部分而已，而以“三成的变数”来“评断七成不变的先天”，是不正确的。如果地谷．布拉齐(Tycho Brahe)没有提出精确的星象资料，则开普勒(Jogannes Kepler)不可能完成他的三项法则。两百年前，人类无法测量电流，在现代却是轻而易举的事；也许同样的，总有一天，我们必能找到宇宙和地球生命间的关系。瑞士心理学家容格(arl Gustav Jung)花了许多时间研究这层关系，最后提出“大宇宙”和“小宇宙”同步论。所谓“同步论”、“同一论”，是指宇宙间的事件虽然没有“因果律”，但在时间和空间上却是彼此相关的。从此，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投入星象学，因为星象学带领他们进入人类意识所无法领略的境界，同时进一步了解人类与其世界的关系。的心理学还没有进步到这个地步，但和许多现代科学一样，心理学在定义清晰的小问题上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是这些成果是否能形成一种完整的知识，具体的呈现人类生存的现实，实在值得怀疑。人到了中年或老年时，生命的问题更不容逃避，此时，星象学发挥了另一种功能。越来越多的人请教心理分析师，希望能解开这些迷题。心理学家运用十分费时的盘问，希望解开一个人过去的问题；但有经验又负责任的星象学家却利用排出星盘，来帮助当事人了解问题。许多人了解自己的星盘后，都能更了解自己的潜力何在。举例来说，一个追求财富与权利的社会，可能缺乏艺术与文化。具有这方面天分的人若了解自己的星盘则必“有助于他们监守岗位，振兴时弊，他们不必在觉得自卑，因为只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于时下一般人”。有人认为，星象学在现代社会中正发挥“连接理性和超理性”、“有限与无限”的重要功能。星象学家可以协助一个人处理生命的问题，增加对自我的认识。现代熟悉的“本命星盘”旨在预测一切天地感应和命运，并进而从行星的位置推算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