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养生法的基本理论模式

医学理论源于实践。中医学把实践升华为理论一般是以哲学为间架,把实践襻附于其上。受经学的影响,中医学理论体系奠立之初也走上了经学化的道路,把原创的初始著作称之为“经”,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等。汉代经学以《易经》为首,影响最大。在它的影响下当时医学家们的思维模式也是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它由“象”和“数”两方面内容构成。《易经》六十四卦的推演主要看卦象,对卦象的分析有实象、假象、义象、用象四者。例如乾卦象天,为实象;以乾为父,为假象;以乾为健,为义象;乾有元、亨、利、贞为用象等。战国时代《易经》哲理化《易传》成书以后,对“象”尤为重视,《易传·系辞上》所谓:“《易》者,象也。”“象”作为《易经》的重要观念之一,可分为现象、意象、法象三者。《系辞》之“天垂象”、“在天成象”、“观象于天”、“见乃谓之象”是为现象;所言之“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君子居则观其象”以及“进退之象”、“昼夜之象”是为意象;“天垂象,圣人则之”和“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为法象。就是说,事物自然的人为的静态或动态的显露,能为人目视所见的对象为现象;由抽象思维的意念虚拟的想象为意象;由现象和意象的推理而取法者为法象。象数易学的“数”和卦爻一样,也属于易学的符号系统,用数字把卦象的涵义进一步抽象,使“数”表达一种规律,由此“数”也从符号而达到比类思维的效果。象数易学就是以“象”和“数”来表达事物特征,进行比类推理。故《内经》强调医者要“合于术数”。中医藏象理论的构建就是象数易学运用于医学的体现。《内经》里已经有“器”(《素问·六节藏象论》)、“官”(《素问·灵兰秘典论》)、脏腑等概念,但医家们对脏腑、经络、器官等除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经水》)的“现象”认识之外,还采用了活体的、动态的、联系的观察方法,包括由表推里及由病理反推生理。《素问·五藏生成篇》说:“五藏之象可以类推”。此类推的有关论述是藏象理论中的意象。对活的生命,内部脏腑的功能不能直接观察或解剖而视之,但可用“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由我知彼,由表知里”(《灵枢·外揣》)的间接方法而达到“视其外应,以知内脏”。例如,汗出过多而心慌,可推出“汗为心之液”,因受寒尿多而推理为“寒气通于肾”等。《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言之“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是由病理而推生理,该篇作者认识到有时只有在疾病情况下才能捕获到健康情况的信息。藏象理论所论述的人体特征,也有因于法象者。古人把脏腑功能和四时等因素联系起来,如恽铁樵所言:“《内经》的五脏,是四时的五脏”,并包括方位、颜色等诸多因素,如肝的特征是:“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色苍”、“通于春气”、“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等,皆为法象。由是而知,《内经》的藏象,包括现象、意象、法象的综合,直观所见的脏腑是现象,形见于外可阅的功能论述援自意象,由于取法比类而论述的是法象。这表明藏象理论是解剖观察、临床实践和理论思维的综合,远远超越了脏腑。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理论重大区别之一。又因为比象取类的原型不同,仅《内经》中就有三种藏象。《灵枢·九宫八风》是人体脏腑和八卦对应,是为“八卦藏象”;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按六爻递进,把一年分为六节,对应六腑的六节藏象等。在《内经》中,最有价值的是五行全息藏象。《易经》的六十四卦已经具有全息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任何一卦,可有六十四卦的信息。《吕氏春秋》等也有人身有天地万物信息的思想。《内经》也多处详论了人身局部狭小区域内有五脏六腑的信息,如《灵枢》之《五色》、《大惑论》、《师传》等篇,这种局部和整体在功能或信息上有对应、同构和共效的关系为全息。又在西汉初的京房“纳甲”易学中,已经把阴阳、八卦、五行、五方、月相、天干等综合起来,建立了统一的象数模式,《内经》的几篇作者,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就是把纳甲的框架和藏象理论、全息思路结合起来,形成了五脏同五行、五数、五味、五色、五方、五季等体系的藏象理论,笔者称此为五行全息藏象论。这一理论不仅体现了人体有序性和整体最优化的原则,而且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实用价值。易学在汉代又有多种预测疾病和灾害的方法,如五行预测、六气预测。东汉时郑玄将十二爻、十二辰、十二律与二十八宿相配推出了象数易学的“爻辰说”,这个学说可以兼容五行和六气两种预测法。后来,在“七篇大论”中又以干支的配合与医学知识相结合,就形成了五运六气学说。它虽然在唐代被王冰纳入《内经》,但学者们多数认为成书于东汉晚期。五运六气对医学的贡献不仅仅是预测,而且把五行发展为五运,提出了亢害承制和病机十九条等理论,这是易学对中医理论构建的又一大贡献。宋代理学的图书学派推出了多种易图,包括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等多种。太极图又有五层太极图、阴阳鱼太极图等数种,其中,黑白回互的阴阳鱼太极图最为精炼概括,当时的医家们不仅接受了“物物具太极”的全息思想,而且在实践中探索人身之太极。开始时,李东垣以脾胃是人身之太极,之后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都认定,命门就是人身之太极,主宰一切。孙一奎提出了“动气命门”学说,赵献可提出了“肾间命门”学说,张介宾提出了“水火命门”学说。三家命门理论虽然内容各异,但都企图以命门为最高主宰,统一阴阳和五行,虽然没能得到公认,但是,其突破意识并以此推助了温补学派的创立,这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mcxyi 阅读 0 次 更新于 2024-12-27 00:29:02 我来答关注问题0

医学理论源于实践。中医学把实践升华为理论一般是以哲学为间架,把实践襻附于其上。受经学的影响,中医学理论体系奠立之初也走上了经学化的道路,把原创的初始著作称之为“经”,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等。汉代经学以《易经》为首,影响最大。在它的影响下当时医学家们的思维模式也是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它由“象”和“数”两方面内容构成。《易经》六十四卦的推演主要看卦象,对卦象的分析有实象、假象、义象、用象四者。例如乾卦象天,为实象;以乾为父,为假象;以乾为健,为义象;乾有元、亨、利、贞为用象等。战国时代《易经》哲理化《易传》成书以后,对“象”尤为重视,《易传·系辞上》所谓:“《易》者,象也。”“象”作为《易经》的重要观念之一,可分为现象、意象、法象三者。《系辞》之“天垂象”、“在天成象”、“观象于天”、“见乃谓之象”是为现象;所言之“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君子居则观其象”以及“进退之象”、“昼夜之象”是为意象;“天垂象,圣人则之”和“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为法象。就是说,事物自然的人为的静态或动态的显露,能为人目视所见的对象为现象;由抽象思维的意念虚拟的想象为意象;由现象和意象的推理而取法者为法象。象数易学的“数”和卦爻一样,也属于易学的符号系统,用数字把卦象的涵义进一步抽象,使“数”表达一种规律,由此“数”也从符号而达到比类思维的效果。象数易学就是以“象”和“数”来表达事物特征,进行比类推理。故《内经》强调医者要“合于术数”。中医藏象理论的构建就是象数易学运用于医学的体现。《内经》里已经有“器”(《素问·六节藏象论》)、“官”(《素问·灵兰秘典论》)、脏腑等概念,但医家们对脏腑、经络、器官等除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经水》)的“现象”认识之外,还采用了活体的、动态的、联系的观察方法,包括由表推里及由病理反推生理。《素问·五藏生成篇》说:“五藏之象可以类推”。此类推的有关论述是藏象理论中的意象。对活的生命,内部脏腑的功能不能直接观察或解剖而视之,但可用“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由我知彼,由表知里”(《灵枢·外揣》)的间接方法而达到“视其外应,以知内脏”。例如,汗出过多而心慌,可推出“汗为心之液”,因受寒尿多而推理为“寒气通于肾”等。《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言之“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是由病理而推生理,该篇作者认识到有时只有在疾病情况下才能捕获到健康情况的信息。藏象理论所论述的人体特征,也有因于法象者。古人把脏腑功能和四时等因素联系起来,如恽铁樵所言:“《内经》的五脏,是四时的五脏”,并包括方位、颜色等诸多因素,如肝的特征是:“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色苍”、“通于春气”、“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等,皆为法象。由是而知,《内经》的藏象,包括现象、意象、法象的综合,直观所见的脏腑是现象,形见于外可阅的功能论述援自意象,由于取法比类而论述的是法象。这表明藏象理论是解剖观察、临床实践和理论思维的综合,远远超越了脏腑。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理论重大区别之一。又因为比象取类的原型不同,仅《内经》中就有三种藏象。《灵枢·九宫八风》是人体脏腑和八卦对应,是为“八卦藏象”;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按六爻递进,把一年分为六节,对应六腑的六节藏象等。在《内经》中,最有价值的是五行全息藏象。《易经》的六十四卦已经具有全息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任何一卦,可有六十四卦的信息。《吕氏春秋》等也有人身有天地万物信息的思想。《内经》也多处详论了人身局部狭小区域内有五脏六腑的信息,如《灵枢》之《五色》、《大惑论》、《师传》等篇,这种局部和整体在功能或信息上有对应、同构和共效的关系为全息。又在西汉初的京房“纳甲”易学中,已经把阴阳、八卦、五行、五方、月相、天干等综合起来,建立了统一的象数模式,《内经》的几篇作者,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就是把纳甲的框架和藏象理论、全息思路结合起来,形成了五脏同五行、五数、五味、五色、五方、五季等体系的藏象理论,笔者称此为五行全息藏象论。这一理论不仅体现了人体有序性和整体最优化的原则,而且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实用价值。易学在汉代又有多种预测疾病和灾害的方法,如五行预测、六气预测。东汉时郑玄将十二爻、十二辰、十二律与二十八宿相配推出了象数易学的“爻辰说”,这个学说可以兼容五行和六气两种预测法。后来,在“七篇大论”中又以干支的配合与医学知识相结合,就形成了五运六气学说。它虽然在唐代被王冰纳入《内经》,但学者们多数认为成书于东汉晚期。五运六气对医学的贡献不仅仅是预测,而且把五行发展为五运,提出了亢害承制和病机十九条等理论,这是易学对中医理论构建的又一大贡献。宋代理学的图书学派推出了多种易图,包括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等多种。太极图又有五层太极图、阴阳鱼太极图等数种,其中,黑白回互的阴阳鱼太极图最为精炼概括,当时的医家们不仅接受了“物物具太极”的全息思想,而且在实践中探索人身之太极。开始时,李东垣以脾胃是人身之太极,之后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都认定,命门就是人身之太极,主宰一切。孙一奎提出了“动气命门”学说,赵献可提出了“肾间命门”学说,张介宾提出了“水火命门”学说。三家命门理论虽然内容各异,但都企图以命门为最高主宰,统一阴阳和五行,虽然没能得到公认,但是,其突破意识并以此推助了温补学派的创立,这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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