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谁写的，根据什么写的

《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凡是有成就的学者，无不研究过它并得它的启示。然而，《周易》这部煌煌巨著的作者是谁呢？这是数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谜题。 《周易》三圣说的人认为，《周易》中《易经》与《经传》两部乃是伏羲、文王、周公（或孔子）三人合著。 以伏羲作《易经》本身为证，其《系辞下》自称庖牲氏王天下，仰观俯家，始作八卦。《史记一·太史公自序》也说：伏羲纯厚，作易八卦”。在《曰者列传》中则进一阐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十四爻而治天下”。《周本纪》则记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前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孔子世家》却抬出孔圣人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仲尼弟子列传》则进一步佐证曰：“孔子传易于瞿”。 继承和拓展这一说法的是马融和陆续，他们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这是定论。只是他们把传说中的伏羲剔除了。与其稍有不同的是朱熹，他认为《易经》里面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在读易的时候，必须把这三个人的易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 孔说与非孔说。持这一说法的人，长期以来，围绕着《周易》究竟是孔说还是非孔说这一问题争论时间最长且十分激烈。一派认定，一部《周易》非孔子他人莫属；另一派则断言：《周易》与孔子毫不相干。 这种争论起源于汉代。根据《周礼》记载，周初，《易经》有三种本子，一名曰《连山》，二名称《归藏》，三名为《周易》。前两种在汉代已经失传，只有《周易》在民间流传。汉武帝时，政府曾设置以调易》为首的五经学馆，一些“五经”博士用当时通行的隶书重新整理撰写经书，使得新版《周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这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孔门传人认定《易经》为孔圣人所著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所以，都在此书中冠以“子曰”字样。这一派即是后人所称的“今文学家”。 但是，以先秦时代留下的篆书书写的经本为正宗经典的“古文学家”，他们则认为，《易经》居首的五经皆周旧典，一是先王留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的汇编，孔子未出，何以作经？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写《易意子问》，文中说。，《易经》中的《文言》、《系辞》《杂卦》等篇与孔子根本毫无关系。清代学者龚自珍则进一步论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 近代以来，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坚持孔说“今文学家”观点的学者皮锡瑞认定：“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会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康有为更是一锤定音：“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康圣人连孔子是《周易》的合著都概不承认。 持非孔说的古文学家也不甘示弱，以钱玄同为旗帜，奋起反击，他精心考据，层层批驳，结论说：“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针锋相对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 郭沫若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独树一帜。他认为，孔子不但不是《周易》的作者，而且连读也没有读过《周易》。他说，《论语》中关于孔子“五十以学易”的话，鲁语“易”字也作“亦”，不足为信；而《周易》中多次出现的“子曰”非孔子而为荀子。由此郭先生推断《周易》大多出于荀子门人之手，并认为《周易》可能是战国前楚人馯臂弓汇编成册的。 此外，还有些学者根据《周易》的思想观念来争论《周易》作者。冯友兰先生著文说，《周易》与《论语》的哲学观点截然不同，从而否定《周易》为孔子所作。苏渊雷教授则认为，冯先生的论说，就事论事，综观两部著作就不难看出《周易》与《论语》的思想如出一辙，因此很难说孔说派的论点没有道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研讨易经的情况。 非孔说的学者仍不同意孔说学者的意见。黄永年先生认为《周易》属既非文又非史也非哲的一类杂著，其作者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他还说，“十翼讲点哲理，可算哲，上下经则本是蓍占用的卦辞、爻辞，严格地讲已涉及民俗学而并非全是哲，当然更不能算文史”。结论是《周易》非一人之作。李镜池同意这一观点，他说：“《易经》卦，爻辞是编纂而成的”，“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易经》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姓名不可考”。宫哲兵的观点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用逻辑研究的方法，从其传授路线和发展过程分析，认为《周易》是以邹鲁文化和荆楚文化为背景，同时承受三晋与燕齐文化的乳汁，是晚周各思想的汇流与结晶。

如果要问，《周易》的作者是谁？也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周文王。周文王把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写了《易经》，这几乎成了一种舆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载“文王被捕，行于《周易》”。但是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周易》是周朝的官书，周朝官方任命专门的官员负责编辑、编撰和推广。

傅Xi
在古代，知识和文献技术掌握在贵族阶层手中，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文字功底。所以《易经》这本书不可能是下层阶级写的。那时候纸还没有发明，古籍都是竹简或者石刻的形式。书籍的制作、运输和推广成本非常高，所以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创作书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的观点是，文字可以用来记录事务或思想，可以编成书流通推广。这也是社会群体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商周时期，文化垄断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没有私人奖学金，文化是官方的，政府任命专门的官员来搞。所以在古代，不会出现一个哲学家独立著书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想象在创造《易经》的过程中，为一个哲学家独立记录自己的神秘思想。
春秋以前的书基本都是史家编辑整理的。因为只有统治阶级才能掌握书写工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图书编辑发行。古代占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活动，这一点从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对于《周易》的官方编纂，可以认为是合理的。殷墟甲骨文几乎都是商代宫廷占卜师留下的卜筮档案，可想而知卜筮活动在商社会的重要地位。
周朝和商朝相距不远，不会有完全的文化对立。因此，可以推断，占卜也是周代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活动。所以官方编辑占卜书的可能性很大。这样看来，《易经》很可能是周代关所作。至于他是不是文王，那就说不准了。古书中有一种信古贤的风气，文王充当伪信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有的古籍冒充殷商的名字伊尹，有的冒充黄帝。政治权威也是文化权威，历史上不是没有，但总是很少。古人把古籍托付给古圣先贤，难免有把政治权威理想化的嫌疑。一个人的智慧不一定是思想的巅峰。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不是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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