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养生法的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操作体系。中医临床重视因时而异的证，重视个体特异性，而又提出六经等分证模型，易的思维方式是其产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蛮荒时代，人和动物一样对创伤也有一定的治疗本能，对疾病是采用尝百草的随机治疗方式，之后逐渐积累一些“对症”治疗的经验，但此时仍是以巫术为主，巫术中也可能包括一些经验方法。再之后，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医学理论，开始了理论医学的时代。巫术医学时代或巫医并存的时代，医生曾经以《易经》作为治疗疾病的依据。例如《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有疾，求医于秦伯，使医和视之，诊为“蛊”。赵孟问何为蛊，医和按蛊卦之卦理解说：“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可见《易经》的卦曾被用为病证的模型。类似情况后世也有所沿用，例如否证与否卦，未济卦为心肾不交等。《易经》的变易观念和它的辨证逻辑思维方式是中医学走上辨证论治道路的根本原因。易学的动态观则是动态地看待疾病。《易传·系辞》言“开当而名，辨物正言”，要求对待疾病重在“辨”。《易传·文言》强调“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要符合客观规律。在“唯变所适”、“通权达变”、“与四时合其序”、“与天地合其德”等思想合力的影响下，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以《伤寒论》为标志，中医创立了辨证论治。从《伤寒论》到《内经》，是在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它从《内经》的整体通治性思维范式，转向个例针对性思维范式，其主要突破有三点：一是六经辨证的确立。《伤寒论》把热病按其表现分六个层面，每经都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即后世医家所言之“提纲”，并对不同的变证有针对的治法治方，这是《内经》三篇热论所不能比拟的。六经有《易经》六爻之变的思想，但以其具体而有“垂方法，立津梁”的意义。二是体现个例分析与精确相结合，不仅理法方药一线贯通，而且对观察的病程及方剂中诸药剂量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三是以其治疗的“套路”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系统性。六经是一个大套路，其中的某些证，也可以因为用方之先后形成有效的套路而提高疗效。《伤寒论》有些证名如“心下否”，有些方名如白虎汤、青龙汤、承气汤等与《易经》理论有些关系。但对《内经》的范式转换才是至为重要的。《周易》对医学理论的影响，除上述三方面外，其“思患而豫防之”开“上工治未病”的中医学拟豫卦、颐卦等思想之心智，开发了武术、导引、气功等养生保健手段。为此，《内经》把“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作为理论纲领，这正是最恰当的概括。综上所述，中医学从观念到理论到临证方法，受从《易经》到《易传》到易学的影响随处可见。特别是易学的联系性原理和易学把规律统一起来的范式，被中医学接受和运用，使中医学成为一个“理论体系”。正是由于中医学的理论得以体系化，它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发展至今，这也是从《周易》到易学对中医的最大贡献。